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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闻客户端
记者*小星
人群陆陆续续到来：有人端着保温杯，有人兜来自家新炒的花生，一位脑中风后行动不便的老人，被他的老伙计们小心翼翼搀扶进包厢。看上去，这些老人衣着朴素，但精神矍铄。大家相互用杭州话问好，场面活跃而热络……年末，一场知青聚会在西湖边一家老饭店举行。他们都是老杭州，曾于上世纪“上山下乡”的特殊历史时期，先后到当时的余杭县三墩乡双桥公社红福大队（现西湖区三墩镇绕城村）插队。
上世纪70年代，陆续回城后，他们联络上彼此。怀着共同情结，自年起，他们开始聚会，30多年来不曾间断。聚会上，他们笑逐颜开，似乎看不到风霜的影子。曾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们，如今逐渐衰老。而当年那段知青经历，是他们这代人无法磨灭的烙印。
当年最怕的就是“双抢”
“如果当时有两条路，我们选了其中一条，那肯定多少有些后悔，可是所有人就只有一条路好走，没得选择，”聚会上，一边剥着花生，一位女知青的话，引开大家的话匣子。上世纪60年代，大多初中毕业的他们没有升学深造的机会，响应“广阔天地大有可为”的号召，到农村接受锻炼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年到年间，到双桥公社插队的知青，有多人。
当时家住杭州望江门的臧贤臣一家，是时代的典型缩影。他家兄弟姐妹四个，除了老大臧贤臣，一个妹妹去了黑龙江插队、一个妹妹去了乔司建设兵团。兄妹的“牺牲”，成全了最小的弟弟，他得以留在杭州民生药厂做工。
在农村，臧贤臣从头学起。他摇着船，从三墩出发，沿着弯弯绕绕的水系，一直开到卖鱼桥，运送淤泥回来，给田里增肥。一个冬天，天空飘起雪子，他挑着近斤的淤泥，过跳板时脚下一滑，连人带扁担一齐掉进运河里。虽然会游泳，但河水冰冷刺骨，还是让臧贤臣生了一场病。
在知青何财良的记忆里，当时的三墩乡双桥公社，水田间穿插低矮农房，生活拮据而单调。唯一值得称道的，是“纯天然无污染”的自然环境：早起，稻田里升起薄雾，水鸟翩翩飞翔，水田里满是青蛙、*鳝、泥鳅，有时还会突然窜出一条蛇，把女知青吓得哇哇大叫。
“苦”是这群知青的共同记忆。农业靠天吃饭，他们最怕每年“双抢（抢收早稻抢种晚稻）”。何财良说，每天起早摸黑地插秧、掘田、翻耕、收割，一天要干12小时以上，待收工回家，还要自己做饭。有天，累了一天回来，掀开冰冷的炉灶，他竟哭了出来。割稻子时，何财良弄伤腿，没有声张，自己扎了布条止血，第二天，公社大喇叭里传出他的名字，赞扬他“轻伤不下火线”。至今谈起来，何财良仍觉得脸上有荣光。
也有从没干过家务的女知青闹出笑话。何财良说，她们想煮两斤米饭，就老老实实地舀了两斤生米下锅，结果煮出一大锅饭，几口人好多天才吃光。
有的返城，有的留了下来
上世纪70年代，知青们陆续返城。也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：同样参加聚会的沈云祥和臧贤臣在同一街道长大，也在同一天下乡。高中毕业的他一到村里，就被相中做老师。他所在的农户家有三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和他日久生情愫，他们结婚了。此后，沈云祥在三墩教了一辈子书，也把家安在这里。
回城的知青，大多被分配进杭州各家工厂，暂时安稳下来。“我们当知青时，就只有很简单的愿望，有个稳定的饭碗，有个安定的住所，”知青陈浩说。
下乡锻炼了他们的自强能力。陈浩说，回城后，他们个个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自己做饭、缝衣服，全都会，”由此，他们成了“最吃苦耐劳，最无怨无悔”的一代人。当然，也有遗憾。年恢复高考，陈浩也想参加。初中时，他平均成绩能达到97分，物理和俄语最拿手。但其时他已成家，儿子一岁了。也有和陈浩一起下乡的熟人，为了改变命运，抛妻弃子，决然参加考试。如今，那位熟人已是一家知名高校的教授。
通过上世纪80年代尚不发达的通信条件，他们把散落的彼此一个个联系起来。知青们的聚会，像是时代的晴雨表。年，朝阳饭店，来了5桌人。当时，这些知青大多40岁出头，正值壮年，有人还穿着中山装，有人已换上新派西服；到了90年代，有人来参加聚会时愁眉不展，一问，是下岗了；年，万松岭，双桥公社知青大聚会，来了多人。此时，大多数人已经退休，拿着智能手机，他们建立起名为“五十多年知青情”的
